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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歷史】南斯拉夫民族互相殘殺 政治分權忽略文化差異

/ 撰文 撐場來稿
/ 2019.05.20
塞族人也許覺得,安排塞爾維亞作為唯一需要劃分出自治省的共和國並不公平。但事實是,一個弱勢的塞爾維亞其實對南斯拉夫的團結有利,而「塞族人需要團結的南斯拉夫,多於南斯拉夫需要他們」。(Seco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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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官僚革命」發生後,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黨政幹部人人自危。斯洛文尼亞黨委提出修正1974年憲法,進一步加大分權,甚至是成立一個「非對稱聯邦」(Asymmetrical federation),結果在南共十四大上被否決。(Malešević,2000)其實問題癥結,在於經濟不平均的問題上升至民族對立。早在六十年代,鐵托就指出要「加速發展經濟上不發達的共和國和地區」。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報告)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獲得解決,主要原因是多次分權之後,聯邦中央政府財政能力嚴重不足,無法破解地方發展的困局。值得一提的是,如沈旭暉博士文章 《中國政府的「南斯拉夫情結」及其對香港的啟示》所述,1994年中國學者王紹光、胡鞍鋼撰寫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比照南斯拉夫與中國財政狀況,報告發現「1989年中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占GNP比重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1.6個百分點」,預計到2000年,「中央財政收入占GNP比重將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比1989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財政能力還要低」。報告馬上引起中央重視,推行分稅制改革,北京得以收回大量此前由地方政府截留的稅種。

南斯拉夫總理安特‧馬爾科維奇(Ante Marković)。(作者提供)

1979年南斯拉夫外債達到193億美元 (Woodward,2003),1984年再上升至212億美元。(張澤森,1985)其中 65%的外債是由加盟共和國和自治省自行舉借。1980年代中期,通漲率達到120%。國際貨幣基金(IMF)向南斯拉夫貸款後,向該國施加各種嚴苛條件,要求實行緊縮政策和結構改革,包括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由於1974年憲法把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國,採取緊縮政策、進行結構調整的重責也落到地方上。但鐵托早就給予地方領袖違抗的理由,說過:「如果你們認為塞爾維亞的工人階級應為了加速發展的某種需要而勒緊褲帶,那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有發達的共和國和不太發達的共和國,(……)但是,我們決不應該說,我們哪一個共和國可以迫使工人階級勒緊褲帶。工人階級有權反對這樣做,我們南共聯盟領導也不會給你們這個權利。」(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總理安特‧馬爾科維奇(Ante Marković,與米哈伊洛無關)利用高企民望,推動緊縮政策,卻遭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以加印鈔票抵制,結果前功盡廢。在國家土崩瓦解之際,馬爾科維奇成為南斯拉夫聯邦真正的「裱糊匠」。

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拒絕接受緊縮政策,也不願幫助塞爾維亞等南部地區解決債務問題。斯洛文尼亞共產主義者聯盟在1989年就已經喊出「Europe Now!」的口號;1990年4月選舉中,競選克羅地亞總統的民主聯盟候選人弗拉尼奧·圖季曼(Franjo Tuđman)主打「去共產化」口號,並將之等同於「去塞爾維亞化」。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脫南入歐」的呼聲。(Woodward,2003)在1990至1991年間,蘇聯走向解體,共產主義喪失思想力量;南共在十四大破局後,也實際被解散。塞爾維亞共盟改名為社會黨,黑山共盟則改名為民主社會黨,並贏得地方選舉。1991年春季,南斯拉夫面臨無法償還外債債息的難題,但美國和歐共體國家都不願再向南斯拉夫融資;另一邊,又大力援助剛變天的東歐國家。(Woodward,2003)「脫共入歐」似乎有利可圖。這使得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兩國新精英蠢蠢欲動,並於1991年相繼宣布獨立,其中德國更扮演了慫恿的角色。然而,只有斯洛文尼亞(人口九成為斯洛文尼亞人,斯洛文尼亞人佔南斯拉夫全域99%)才有能力成為單一民族國家。(Rusinow,1996)

代表克羅地亞民主聯盟參選總統的弗拉尼奧·圖季曼(Franjo Tuđman)。(作者提供)

代表克羅地亞民主聯盟參選總統的弗拉尼奧·圖季曼(Franjo Tuđman),其父親在1920年代為克羅地亞農民黨幹部,圖季曼更在15歲時曾見過農民黨主席。二戰時,圖季曼參加南共人民解放軍,官至少將,但後來退役成為歷史教授,主張民族史觀,並曾於1971年克羅地亞之春被鎮壓時短暫遭到關押。當選總統後,圖季曼主持修改憲法,把克國定義為克羅地亞人而不是「克羅地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的共和國,然後各級政府着手開除塞爾維亞人,並取消西里爾字母的法定文字地位。此時的各共和國政治精英都在竭力強調各民族宗教上、文字上、方言上的區別,並在媒體上宣揚一種訊息,即:各民族並不是因為政治經濟見解不同而不能共處,而是因為異民族在文化、宗教、歷史上與自己不同,甚至比自己低劣。那些可以勾起對過去「黃金時代」幻想的歷史、宗教和文化符號都被發揮極致,尤其是那些與歷史上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中古王國有關的符號和記憶;人民走向非理性和瘋狂。塞爾維亞媒體指責新成立的克羅地亞共和國是二戰時烏斯塔沙傀儡政權的延續,甚至正與德國合作建立「第四帝國」,而克羅地亞媒體則把塞爾維亞與殘暴的祖國軍聯繫起來。(Malešević,2000)

時為塞爾維亞社會黨副主席、米洛舍維奇副手的民族主義旗手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聲稱自己投身政治是為了挽救克羅地亞東部的塞族人免於清洗。他支持米洛舍維奇的社會黨,作為表示忠於左翼,即便這個黨已無社會主義可言。但馬爾科維奇的邏輯是荒謬的。如果克羅地亞裏的塞爾維亞人應該有自治權,那麼「克羅地亞裏頭塞爾維亞族地區的克羅地亞人,是否也應該有自治權呢?」(Secor,1999)克羅地亞的塞族人,在塞爾維亞的支持下起義,設立「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Republic of Serbian Krajina),最後於1995年被克羅地亞軍攻陷;同時又在波斯尼亞建立塞族共和國(Srpska Republika),對伊斯蘭教徒進行清洗。

塞族武裝部隊人員主要來自失業的年輕人和城市裏沒有特殊技能的工人。(Woodward,2003)當時在他們中一種流行的看法,是認為波斯尼亞穆斯林是一個「假民族」,其本質是受鄂圖曼帝國利誘而改信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他們要不是穆斯林化的克羅地亞人,便是穆斯林化的塞爾維亞人。因此,波斯尼亞若不是屬於克羅地亞,便是屬於塞爾維亞。為了消滅波斯尼亞穆斯林,塞族武裝進行清鄉,屠殺大量穆斯林男性,最慘烈的是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大屠殺,共殺害八千名成年男性和男孩。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武裝又佔用酒店、學校等設施,建立了多個強姦集中營 (Rape camps),把俘獲的穆斯林女性關押在此,日夜施暴。塞族武裝明言,目的是讓她們懷上塞爾維亞祖國軍(Chetnik)的孩子。一些女性在懷孕後被釋放,但不少卻遭到殺害。(英國《獨立報》 ,1993年2月8日)克羅地亞武裝也試圖讓塞族婦女懷上「烏斯塔沙的孩子」。(Weitsman,2007)最後各方在美國斡旋下,於1995年12月簽屬岱頓停戰協定(Dayton Accord),波斯尼亞由穆斯林為主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塞族共和國組成聯邦。話音未落,科索沃戰爭又爆發,最後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迫使米洛舍維奇退兵,但同時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199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9%的塞爾維亞人和88%的克羅地亞人認為戰爭已經永遠破壞了族群關係,兩者之間以及與波斯尼亞人再不可能生活在一起。(Žunec,1998)

鐵托的副手、副總統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Đilas,又譯「德熱拉斯」)。(作者提供)

其實南共領導人的奢侈生活和腐敗,早已廣為人知。鐵托早在六十年代,也曾提到要打擊「形形式式的賄賂」。鐵托的副手、副總統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Đilas,又譯「德熱拉斯」)在五十年代着書《新階級》(The New Class),引申鐵托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指責南共幹部在革命成功後成為新貴族,結果吉拉斯卻遭鐵托打倒;該書在文革時於中國紅衛兵之間廣泛流傳,深刻影響文革時質疑毛澤東權威的「異端思想」論述。(趙愈勝,2016)南共腐敗問題,在八十年代經濟危機中,成為黨政精英的計時炸彈。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恰好達到轉移視線的作用,其所掩蓋的是新精英的嚴重貪腐和自肥。實際上,南斯拉夫的危機不能孤立地去看,而是要放在國際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美國和跨國金融機構推動自由化、私有化、民主人權等目標的語境中檢視。在新獨立的國家中,政客們首先以結構調整為名,收回工人自治權,把這些企業國有化,然後再私有化,把經濟資源大量化公為私,手段與俄羅斯、東歐新貴如出一轍。及至2000至2001年,除斯洛文尼亞外,所有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都在破產邊緣。到2001年,克羅地亞失業率仍有22%,馬其頓為32%,波斯尼亞和科索沃高達50%。(Woodward,2003)

1993年4月在維特茲戰時被殺的屍體。(作者提供)

南斯拉夫從艱難結合,到文化智商高度發展,再到相互殘殺的過程,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最戲劇化的國家史之一。在社會主義和鐵托的個人整合下,南斯拉夫從二戰的摧殘中冒起,維持了三十五年的民族融合和快速發展,但最後不敵經濟與民族危機的挑戰。這到底為國家的治理者和知識分子提供什麼樣的教訓?有論者認為,最基本的就是:「如果(聯邦)組成單位之間有重大文化或民族差異,那麼文化議題將幾乎肯定會變成政治議題。」(Malešević,2000)但這個結論並不能幫助組建多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本身並不承認人有民族區別,故此並不能提供思想資源,引導人們理解、接納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何況根據鐵托自己的分析,在南斯拉夫的教育體制裏,有可能連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教育都沒有做到。儘管如此,社會主義教育並非完全沒有效果,各地民眾都有過英勇反對內戰的行動,但最後都杯水車薪。1992年4月5日波斯尼亞戰爭爆發前夕,大批反感於種族煽動的薩拉熱窩各族市民,遊行呼籲和平,期間佔領國會,抗議總統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推行其穆斯林多數主義,並衝擊鄰近的塞族領袖拉多萬·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總部,最後被塞族槍手槍擊而四散。實踐學派內忠於左翼的米拉丁·日沃基奇(Miladin Zivotic)與米洛萬·吉拉斯一起推動和平運動,試圖斡旋波斯尼亞衝突,並捍衛科索沃穆斯林,直到1997年在憂憤中去世。(Secor,1999)米洛舍維奇清洗科索沃的行動造成北約連月空襲和大量士兵傷亡,釀成極大民怨。米洛舍維奇的支持基礎主要是中老年人,而於南斯拉夫社會主義下成長的年輕人,則對他愈加反感。2000年,米洛舍維奇被指操控選舉;10月5日,「抵抗」(Otpor)青年運動和反對派七萬人兵分五路進攻貝爾格萊德,推翻米氏政權。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國會大樓前的民眾不再要求懲罰科索沃,而是要懲罰米洛舍維奇。

文化智商建設如果說有其社會作用,主要就是阻止民粹主義政客轉移視線,把可以解決的、乃至針對既得利益的政治經濟矛盾,解釋成不可解決的族群文化矛盾。文化智商主要是個人層面問題,也可以在社會整體層面向所有個人推而廣之。然而作為行政者,重點卻應該在於保障文化智商不因故倒退。關鍵是使人們不因文化差異產生反感,特別是當衝突的根源不是文化差異本身,而是與其重疊的經濟差異。為政者應該採取積極措施,防止民族界線與經濟差異重合,因為無論文化智商有多高,都不可能克服實際經濟差異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和生活壓力。如果解決經濟差異意味着中央政府採取更強力的經濟集權措施,以對落後地區進行傾斜投資,這也是保障長遠民族融合所不能避免者;只要措施得當,通過充分協商實施,並不構成對地方的不尊重。在南斯拉夫的情況,1952年以後每十年一次的憲法修正,使聯邦中央政府處於非常虛弱的財政狀態,又無法干預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政策,而且從未建立全國範圍的勞動市場,使得聯邦中央在各地工人自治企業進入轉型危機時,難以介入幫助。同時,聯邦中央對科索沃等地投資政策失當,忽略農業和地方工業發展,忽視職業教育的加強。工人自治對農業問題也沒有幫助,加上工人自治企業在任免員工上有很大隨意性,依據通常是族裔身分。這些都使得科索沃在七十年代末陷入經濟危機;如此,到八十年代衍生出民族矛盾幾乎不可避免。族群之間「可同富貴不能共患難」,恐怕是條鐵律,為政者必須有所準備。

鐵托過分相信自己的個人魅力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統合能力,深信歷經戰爭革命達到獨立和聯合的各族人民不會背叛聯邦,於是即使被迫承認南共思想建設極為失敗,即使在生前多次主持分權修憲,還是相信「身後不會有事」。然而,南斯拉夫在可以於文化政策上採取強勢的時候,卻採消極弱勢。鐵托、卡德爾等南共領袖,在個人層面表現出極高水平的文化智商,但是只承認文化差異並允許政治分權,而沒有積極建構文化融合。社會主義南斯拉夫並不是缺乏這樣的行政資源,但它的領導人為了避免重蹈「大塞爾維亞主義」的覆轍,從一開頭便有削足就履的態度,對那怕是適量的文化融合都採取了投降主義。早在建國初年,卡德爾便宣布:「我們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公眾集體,(……)沒有 (……)以同化各民族語言或文化為原則 (……)作為基礎。」(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報告)

鐵托迷信南斯拉夫無產階級團結。(作者提供)

鐵托強調民族主義的官僚主義和剝削階級成因。這項分析本身並沒有錯,因為南斯拉夫解體的過程顯示,分離主義確實是與地方黨政精英的經濟壟斷企圖乃至腐敗有關。然而,鐵托沒有看到、或是假裝看不到:文化差異本身就會滋生民族主義和對立情緒。鐵托對可能滋生民族主義的因素掉以輕心。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在政府層面過分強調文化差異,甚至是在無必要的時候過度強調「異」而忽略「同」, 而且「同」的部分只有虛無飄渺的「無產階級團結」,這是為政者的一個大忌。其次,是在公民教育上缺乏訓練國民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這又是多民族國家一大忌。南斯拉夫文化政策欠缺協調,文化差異於是無序發展。歷史遺留問題的未能解決,也是南斯拉夫的大失敗。阻礙討論二戰殺戮和歷史衝突,並不能阻礙人民自行保存集體回憶,結果當官方社會主義不能給予合理答案時,民粹主義政客便得以乘虛而入。(Malešević,2000)

新加坡也曾經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這是1976年的官方出版物。(作者提供)

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幾個相互殘殺的族群,是否真正有文化衝突,還是同多於異呢?從宗教上,確實有其深刻區別,但語言上卻是基本一致。文化融合政策,簡單如促使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語達成文字統一,雖然可能會引致一些陣痛,但可以免除最不必要的文化差異,避免為南斯拉夫聯邦製造額外行政負擔,也避免為克羅地亞之春以後的民粹政客提供現成的武器。從社會主義無神論的角度看來,宗教差別確實是細微末節的分別,在社會主義下將自然消亡;但不積極進行文化融合的結果,就是這三個族群,往往因為類似於《格列佛遊記》 中小人國就「雞蛋應該是大的那頭還是小的那頭放到蛋杯裏」這樣的末節而相互殺戮。實際上,以西里爾字母書寫的塞爾維亞語,目前也在社會推動下逐步進行拉丁化,且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文字也早已拉丁化,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鑑,所以塞爾維亞語進行文字改革並不是天荒夜譚。對香港讀者而言,實行文化融合政策的國家,近者如新加坡,在行政上統一使用不屬於任何一個族群的英語,甚至通過教育和法令,迫使潮汕、閩南、廣東人為主的華人群體講普通話,手段雖有專斷之嫌,但成功保持了半個世紀的族群和平。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也曾經是個社會主義政黨。我們可以想想,鐵托假如在西天偶遇李光耀,他們到底會談些什麼呢?

作者簡介:梁明德@GLOs

1992年生,香港大學歷史、法文雙主修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

GLOs Research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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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南斯拉夫崩潰之路 (六) 各族可同富貴不能共患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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