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時代見證中國現代藝術轉折 中央美術學院百年精品光臨香江
/ 2018.11.08
張安治《群力》（1936，布面油彩）
齊振杞《東單小市》（1948，布面油彩）。
徐悲鴻《鍾馗》（1939，紙本設色）。
中央美術學院前身為1918年在北京成立的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國立美術教育學府。百年來該校匯集大批藝術大師和美學教育家，是中國現代美術及美術教育史的縮影，其發展歷程與中國命運相連。
20世紀是中國美術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轉折期。央美第一位校長徐悲鴻力倡寫實主義，主張改良中國畫，引入素描、油畫等西方畫種到中國。央美副教授及碩士生導師兼美術館理論部主任紅梅指出，央美之重要在於它是中國首間美術專科學校，其貢獻舉世共認：「它最早把藝術學科引入中國學科。在徐悲鴻自身的努力、以及他團結的當時的五十多位大師的共同推進下，使其這個學科的藝術門類學科化、教育化、學院化。」
紅梅又說，中國藝術家通常兼任教育家，此特殊情況跟世界上不太一樣。而央美是大師最雲集之地，人才培養方面，師承之間極其清晰明亮。而在歷史建構、影響同推動，她認為徐悲鴻是眾傑中最厲害者。
韋啟美《附中的走廊》（1990，布面油彩）。
創作《徐悲鴻與他的時代》展品的畫家，皆與徐悲鴻淵源甚深。既有志同道合、感情深厚的朋友如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陳師曾、葉淺予、李可染、蔣兆和、黃胄、常書鴻、秦宣夫、李毅士、吳法鼎、司徒喬、王少陵、古元、汪亞塵、李苦禪等；亦有徐悲鴻的學生和深受他影響的追隨者，包括吳作人、艾中信、馮法祀、孫宗慰、王臨乙、李斛、李宗津、齊振杞、韋啟美、張安治、蕭淑芳、文金揚、宋步雲等。
這些民初藝術家或得徐悲鴻幫助出國深造、或受他指導、或獲他聘請於學院任教。他們與徐悲鴻的藝術主張一致，皆對革新中國繪畫貢獻良多。
孫宗慰《蒙藏女子歌舞》（1942，布面油彩）。
徐悲鴻《男人體正側面速寫》（1924，布面油彩）。
紅梅揀選徐悲鴻於1924年創作的油畫《男人體正側面速寫》為是次展覽精華之一，她評價說：「熟悉徐悲鴻的人都知道1924年是徐悲鴻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畢業的那一年，所以他那一年創作的狀態特別的好。」因此《男》畫尤其珍貴。
而另一幅由王少陵畫於1946年的《攬鏡》亦是難得，紅梅指出它跟香港關係密切。「王少陵是廣東人，13歲就移居香港。」徐悲鴻曾數次來港進行展覽及學術活動，港大圖書館就是他首次個展地點，而少年王少陵當時慕名拜訪他。豈料徐悲鴻即時在碼頭熱情地教王少陵畫畫。紅梅以「俠肝義膽」形容徐悲鴻性格，皆因徐後來引薦王到美國留學，替他的藝術事業鋪路。王少陵約於1943年送了《攬鏡》及另一幅作品予徐悲鴻，就成為了央美館藏之一。
吳法鼎《旗裝女人像》（1920年代，布面油彩）
油畫家吳法鼎是徐悲鴻的最佳好友，更是中國「留法第一人」（最早一位留學法國的中國學生）。他的《旗裝女人像》全球只有三件，兩件為中國美術館所藏，一件在央美，尤其珍貴。
李寶璋後人李毅士的《陳師曾像》，描繪對象畫家陳師曾，是詩人陳三立之子、國學家陳寅恪之兄。李毅士曾為民國、北平國畫界的老大。力求創新的徐悲鴻上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時，只有李毅士支持，而其他教授都是傳統派。齊白石的「衰年變法」（1920至29年間閉關沉澱，鑽研更新畫風）都曾經過陳師曾和李毅士鼓勵。李毅士歿後，徐悲鴻繼續關注、提拔齊白石。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白石山人也許不能在晚年再創高峰。
李毅士《陳師曾像》（1920）
李宗津《平民食堂》（1947，布面油彩）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特別提到，20世紀初中國雖然脫離王朝帝制，但中國人生活仍處於水深火熱。當時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很大衝擊和挑戰，不少人仰慕外國文化，認為學習西方是出路，於是在制度和文化上積極向歐洲學習，藝術自不例外。不少美術學生留學法國習西畫，徐悲鴻是其中之一。
徐悲鴻回國後，從青年時代至逝世的壯年，把自身對西畫的認識融入中國藝術的傳統。他主張把傳統帶來現代，提倡國畫活化，取外國藝術之長而形成新潮「新國畫」，而非採取全盤西化。「在亂世中，成功地把中國傳統文化延續下來，也弘揚開去，令人欽佩。」楊春棠在展覽結集前言中說。
司徒喬《套馬》（1955，布面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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