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南斯拉夫的憲法危機　民怨及文化衝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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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投資與地方需要往往是錯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國出口原材料，中央對科索沃的投資也集中在這些產業上，比如煤礦，但這些產業聘用的人極為有限。科索沃的工農業都得不到發展，佔八成的農業人口陷於經濟停滯之中。（Robertson, 2018）屋漏兼逢連夜雨，1960年代後期南斯拉夫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黨政菁英開始公開反對經濟資源的再分配，並爭取進一步分權，要求獲得控制外匯資產的權利，並反對南斯拉夫使用統一的貨幣。（Malešević, 2000）

1966年蘭科維奇被打倒後不久，克羅地亞便出現一股改革運動，延續到1971年春。背景是南斯拉夫與羅馬教廷妥協，教會不再被視為敵對勢力，克羅地亞得以保持宗教自由。克羅地亞共和國黨政精英，帶領這場地方分權和自由化運動，代表人物是歐洲首名女性政府首長、克羅地亞總理薩夫卡．達布舍維奇——庫采爾（Savka Dabčević——Kučar）。1967年3月，130名文藝人士與學者 （包括80名南共黨員） 簽署《克羅地亞文字語言名稱及地位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Name and Status of the Croatian Literary Language）。南斯拉夫官方立場本來認為，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語只有兩種方言：塞爾維亞、黑山、波斯尼亞講東部方言，克羅地亞講西部方言。《宣言》 卻認為，克羅地亞語是一種獨特的語言，要求與塞爾維亞、馬其頓語等具有同等地位。

鐵托面對民族主義冒起，其反應十分有趣。他指出，民族主義代表着國家資本主義下的官僚壟斷的殘餘，工人自治要與之進行鬥爭，並說：「在我國社會條件下，民族主義主要是官僚主義和各種霸權主義傾向的表現形式」（1964年12月南共八大報告）。鐵托又指出，民族主義增長反映着專家治國論、企業 「經理獨斷」以及技術官僚排斥工人自治、對經濟生產進行壟斷的傾向，企圖把共盟變成這些技術官僚主義上層的工具」。（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 但在別的場合，鐵托又充分承認民族的獨特性，只不過是把民族的對立面設置為一個歷史的角色。比如他說： 「黑山民族是在反對外來侵略者 （即鄂圖曼帝國）的歷經幾個世紀的鬥爭中，使本民族得到生存，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地位的。」（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學和藝術研究院講話）。這樣就使得本國因鄂圖曼統治而產生的的波斯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穆斯林群體陷於被動。

1971年克羅地亞薩格勒布大學生連續多月示威。鐵托聲言要揪出薩格勒布大學罷課的策劃者，認為參加運動的是「流氓無產者、反革命分子、沙文主義分子」，並指責「克羅地亞文化協會是一個老窩」，南共 「有許多人早該被清除出黨」，但卻沒有交代這些人跟官僚資本主義之間的確切關係。然後，鐵托信誓旦旦地保證：「新的、更分權的憲法修正案，將給予地方加盟共和國『一票否決權』（Veto Powers），這能為反對分裂主義提供最有力的武器。」 （1971年12月1日南共主席團開幕詞）鐵托表面上壓制了分裂主義，但實際上是在向地方官僚的分權主張投降，更促進了地方官僚對經濟資源和生產的壟斷，並加速南斯拉夫南北地區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但鐵托的讓步並不能滿足示威者。鐵托於是一轉立場，動用軍警把運動鎮壓了下去。（Malešević, 2000）及至1972年，克羅地亞共盟共開除了兩萬五千人的黨籍，達布舍維奇——庫采爾也被打倒。到了1974年，實踐學派也遭到了鎮壓。鐵托早在1971年便指責它「在我們眼皮底下舉行了形形色色的鬼知道是甚麼性質的討論會，如科爾丘拉島的討論會等等。」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實踐學派成員大多喪失國內教席，被迫流亡海外，到歐美的大學任教。

1974年南斯拉夫頒布新憲法，雖然指名道姓宣布鐵托為終身總統，卻主要是一份分權化的憲法，而主要起草者正是卡德爾。為了避免克羅地亞之春之類的運動再次發生，新憲法向加盟共和國下放政制設計、公共財政、社會服務、警政、民防和司法等權力，更回應了1967年 《宣言》的要求，承認克羅地亞語地位。南斯拉夫於是走向「邦聯化」（confederate state）。鐵托宣稱新憲法 「在加強自治方面進行的改革，使民族主義勢力感到它喪失了自己的陣地。」並說明道：「我們一向承認每個民族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和反映本民族存在的權利出發，並以尊重他們培育和發展其民族特點、語言、文化和習慣的權利為前提。」（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同時各加盟共和國的黨政機構卻開始在地方層面上進行集權化。維繫着南斯拉夫統一的，就只剩下軍隊和鐵托的個人魅力。（Malešević, 2000）

1974年憲法被指偏袒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並且進一步落實黨政分開，南共的權威繼續下降，憲法遭到來自左右兩派的攻擊。貝爾格萊德的左派大學生佔領校園，抗議分權改革背棄南斯拉夫勞動階級的團結。支持實踐學派的作家多布里察．喬西奇（Dobrica Ćosić），則指責新憲法剝奪了塞族人的權利，並以此為契機從左翼過渡到右翼立場，並最後在南斯拉夫解體時成為「塞爾維亞國父」。1974年憲法的主要問題在於它是向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區黨委，而不是各族公民下放權力。簡言之，是以分權化迴避民主化。南斯拉夫迴避民主化的原因有很多。避免少數民族在選舉中成為弱勢，重演二戰時的民族衝突是一個。這也大概是鐵托的考慮，他反覆強調南斯拉夫民族間必須在權力和地位上平等，這就意味着不能放開選票政治。但是新生的加盟共和國黨政精英自己搞集權，則成為另一個更陰險的理由。不放開民主，則地方黨政領導人要麼完全可以漠視民意，要麼就在權威被挑戰之時，變得完全民粹主義以爭取支持。無論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還是米洛舍維奇在八十年代末的「反官僚革命」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專制政權下動用民粹主義發動群眾所帶來的龐大政治力量。

從1945至1974年，南斯拉夫逐步而持續的採取「宏觀去中央化」 （macro——decentralisation）。1974到1987年，則同時進行激進的「宏觀去中央化」和「微觀中央化」（micro——centralisation），即在弱化聯邦中央政府權利的同時強化加盟共和國內部的集權。這最後演變成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 「八個共產黨爭奪中央控制權」的局面。（Malešević, 2000）地方政治精英也試圖阻止橫跨加盟共和國、涵蓋全國的社會運動冒起，以免其挑戰加盟共和國的新生權威。（Woodward, 2003）另一方面，南共的地位繼續下降。雖然按照1952年南共六大決議，南共主要負責思想工作，但南共在這僅餘的工作上也表現不足。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五十年代鐵托便提到：「我們取消了中央黨校，但有些地方也在當時取消了共和國黨校，雖然後來事實糾正了它，又重新組織了黨校和訓練班。但是，共和國黨校的取消就是錯誤觀點的反映。這種觀點認為在分散管理以後，一切都將自流地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在人們的頭腦中也會自然地發展起來」（1956年3月南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幕詞） 事實證明，鐵托一語成讖，南共的社會主義思想建設失敗，並因多次地方分權而滋生地方民族主義。

在克羅地亞大學生罷課後，鐵托指出：「南共聯盟有思想危機。……各種報刊早就出現種種……否定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說的文章，而我們卻並沒有予以回擊。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太大意了。我們認為，在我國的民主條件下可以這樣幹和這樣說。……我們早就該採取措施了。……你們看一看大學裏……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計劃吧！比如貝爾格萊德大學每周只上兩堂課。至於薩格勒布，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種課程。……向低年級的小孩還講一些我國的人民解放鬥爭……可是大學裏就鬆鬆垮垮了，孩子們已經學到的一點東西到後來也就忘掉了。」（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

從鐵托的話中，可見南斯拉夫思想危機之深。在1973年石油危機與及後的經濟放緩下，加盟共和國的黨政精英急需轉移視線，把經濟停滯和欠缺民主，刻意解讀成聯邦未有充分對加盟共和國分權的結果，指責隔鄰的加盟共和國為自身發展的障礙。1974年憲法為此提供了充分的平台。即便如此，在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族群間的關係仍然良好，主要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並不遠。在1962至1989年間，通婚率也相對地高，平均有12.63%，以科索沃的6.98%最低，以伏伊伏丁那的25.95%為最高。（Malešević, 2000）然而好景不常，鐵托的逝世將使得南斯拉夫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

作者簡介：梁明德@GLOs

1992年生，香港大學歷史、法文雙主修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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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南斯拉夫崩潰之路 (四) 以分權應對分裂主張，忽略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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